受访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  方邦江

自两年多前新冠疫情暴发，中医药就深度参与治疗，并获得了良好效果，还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智慧”，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对中医药不自信、不相信。

中医药在上海方舱广泛应用

2月28日至3月2日，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草药监管合作组织、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多位专家，在“世卫组织关于传统中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专家评估会议”中，针对中国专家组提供的三份研究报告进行了审议和讨论。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公开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指出，尽管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必要做进一步临床验证，但与会专家认为，使用中医药有利于降低轻型或普通型病例转为重症的风险；与单纯的常规治疗相比，中医药在作为附加干预措施时，可缩短轻型和普通型病例的病毒清除、临床症状缓解和住院时间；尽早使用中医药可改善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临床预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方邦江目前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担任中医专家组组长，也曾在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期间带队援卾，担任武汉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五病区主任。他介绍，新冠肺炎目前仍然没有特效西药，该方舱医院有1.5万张床位，治疗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中医治疗为主、中西医结合，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效益；二是应用中医药“截断逆转”，防止无症状、轻症转为重症、危重症。方舱中医专家组结合上海气候特点，认为此轮疫情的病因是“湿、热、风、虚”，因此在制订中医药治疗方案时，除了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还根据“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中医思想，采取清热、祛湿、扶正的治疗方法，研制出针对此次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清化辟秽方”。前期临床观察中，该方在核酸转阴、提高体质等方面显示出确切疗效。中医治疗过程中，还配合施用针灸、太极、八段锦等促康复方式，临床效果显著。以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N3病区早期收治的1487名感染者为例，在接受纯中药方案治疗4~5天后，感染者基本都实现转阴，达到了出院标准。

早在2020年，武汉暴发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治疗就曾发挥很大作用。“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对轻症及普通型患者施以纯中药，有可能达到治愈效果，并能阻断其发展为危重症。而中医药早期介入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症状，对普通人群及高风险人群也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表示：“中医药抗击疫情有四大贡献，一是四类人集中隔离，服用中药；二是中药进方舱治疗轻症、普通型患者，降低从轻症转重症的患者比例及医务人员感染率；三是中西医结合救治重症患者；四是恢复期进行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抗击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中医药在防治新发传染病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价值。”

中医药抗疫效果有历史佐证

本轮疫情初期，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管理局便印发了《2022年春季易感人群外感疫病中药内服预防方案》，为各区隔离点及重点封控区域人群提供中医预防方药。上海市民陆续收到的防疫中药包里，既有中成药，也有各医院自制的特色防疫方剂。为更好地指导市民科学合理使用中医预防方药，上海市部分中医医疗机构还开通了“中医预防方药指导热线”。

然而，面对社区分发的防疫中药包，有些人持怀疑态度，甚至部分发药方也缺少信心：“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大家“谨慎服用”。对此，方邦江十分坦然：“中医药抗瘟疫的历史已有上千年，早在西医还没有出现时，我们遭遇的所有传染病都是靠中医药治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医将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在一次又一次与瘟疫的“对决”中，中医药积累了宝贵经验，并留下了大量“遗产”。比如，宋代时，中医就研究出“人痘接种法”来预防天花，至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部痘科专著，清政府还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称得上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人痘术传入英国后，启发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于1796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

记载瘟疫的各种中医典籍里，包含了不少防治瘟疫的处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伤寒杂病论》《温疫论》《霍乱论》《湿温时疫治疗法》等。这些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抗疫名方，有些至今仍在应用。1893~1894年，我国华南地区发生严重的鼠疫，高州中医罗汝兰就是在古方“解毒活血汤”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配伍，并通过特殊给药法，有效控制了疫情。后来，他将成功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被广泛传播。事实上，为抗击新冠疫情，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的有效方剂“三药三方”中，清肺排毒汤就是由《伤寒论》的5个经典方剂融合而成。

循证研究下也有优异表现

相比中医，西医进入我国不过几百年，但因发展迅速，使人们习惯了用西医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评估中医。但方邦江说，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理论基础。比如，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多用复方，以“君臣佐使”原则进行配伍，达到综合调治的目的；西医则惯于从微观着手，看重循证医学证据，多用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研究。两种体系在相互磨合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碰撞，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一种体系的理论，去否认另一种体系。

为了与世界接轨，多年来，中医一直尝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验证中医药的有效性，仅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就取得了不少成果。2020年援鄂期间，方邦江根据30多年治疗感染与危重症临床经验，结合新冠肺炎特点，研制治疗重症新冠肺炎创新方剂“参黄颗粒”，并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湖北省黄石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应用。多中心、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自拟方“参黄颗粒”可有效阻止重症患者病情进展，并明显降低死亡率。该研究成果刊登在《植物医学》上，是迄今少有的、发表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的中医药研究文章，为中医药治疗重症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202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静教授团队，同样在《植物医学》上发表了一项有关清肺排毒汤的大规模多中心研究，共纳入8939例住院新冠肺炎患者数据。结果显示，未接受清肺排毒汤治疗的患者，院内病亡率为4.8%；接受清肺排毒汤治疗的患者，病亡率仅为1.2%。在排除了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其他治疗等差异的影响后，接受清肺排毒汤治疗的患者，病亡风险只有未接受清肺排毒汤治疗患者的一半。此外，2021年8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牵头开展的一项化湿败毒颗粒研究也被《植物医学》杂志接收。这项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进行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化湿败毒颗粒对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症状和肺部炎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正因如此，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已有世界多个国家认识到了中医药的重要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方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医药诊疗方案，向10多个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药产品，选派中医专家赴29个国家和地区帮助指导抗疫。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高度赞赏中医药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发挥的作用；柬埔寨卫生部国务秘书纳博拉罗特，称赞中药治疗新冠有着较好疗效。方邦江最后说，放眼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医是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一个，其在抗疫中的作用也经历了长期的临床实践考验，疗效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