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赵忻怡

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王冰洁

自2016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滑，由1786万降至2023年的902万，引发社会的普遍担忧。7月2日，“人口出生率今年或迎小阳春”的话题突然被热议。今年年初就有预测称，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或许会向上小幅度波动，人口出生率或迎来“小阳春”。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赵忻怡告诉“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2024年有一个特殊因素：龙年。自古国人就以“龙的传人”自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精神、文化的图腾，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吉祥、好运。今年是龙年，出于对生肖的偏好，不少育龄夫妇希望生一个“小龙人”，承接望子成龙、人中龙凤的美好寓意。早在1991年，有关研究就发现这种“龙年效应”一直存在，即每逢龙年（1976年、1988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生育率就会出现小高峰，很多夫妇通过避孕措施干预受孕时间，力求生个“龙娃”。

赵忻怡进一步提出，此前我国经历了新冠疫情3年，出于对疾病、突发事件等不确定事件的担忧，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受限，不少夫妇选择推迟生育计划，待疫情放开后才再度开始备孕，呈现出补偿性生育的态势，前些年被压抑的生育需求被释放了出来。

然而，龙年是周期性因素，补偿性生育只能影响短期，育龄妇女人数和结婚人数、结婚生育意愿和养育压力才是生育率的长期决定性因素。《人口与社会》杂志上刊发的一项人口研究指出，2020年以来，我国婚姻登记对数呈现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育决策。而2023年的结婚人数首次在近十年的下降趋势中出现反弹，全国登记结婚数比2022年增加了84.5万对，这或许也是预测2024年出现生育人数反弹的原因之一。虽然未来两年可有一定数量的补偿性生育，但初婚和生育推迟的基本趋势仍将延续。目前看来，2024年一季度结婚登记数量同比减少17.8万对，或许会对未来几年的出生人口产生一定影响。

自上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近期发布的一项针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显示，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自1960年以来已下降一半以上，创历史新低。赵忻怡介绍，多国早已出台了一系列以支持家庭为主的政策，试图提升生育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支持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比如男性同样拥有产假，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二是支持儿童发展，加强婴幼儿抚育、儿童教育的支持，挪威为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提供每周40小时以上的托育服务；三是提供财政补贴，北欧国家为育儿家庭发放儿童津贴、家庭津贴等生育津贴。

因为生育意愿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各种政策也总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共同起作用，目前还没有研究可以确切说明某一项单一政策的单独贡献，因此，提供全面综合的支持措施、更多可供选择的支持方式，可能更为有效。如今，人口问题已被列入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国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例如，近期江苏将“胚胎培养”等13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广东省首次联动发放“托育券”，3岁以下幼儿托育最高可抵2000元；河南省实施生育津贴“免申即享”政策……均是为提高生育意愿进行的尝试。

赵忻怡进一步强调，想要延续“龙年”出生人口上升态势，首先要找出低生育率的更深层次原因，了解80后、90后，甚至00后育龄夫妇未能满足的需求，给予充分的尊重，从而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策，采取有针对性、综合性的支持措施，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的现实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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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