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减重中心（肥胖与代谢病外科）主任医师  王存川

本报记者  张  健

肥胖已成全球“流行病”，可导致诸多不良健康后果，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癌症等。近年来，我国超重肥胖患病率上升快，患病人数已跃居世界第一。有研究预测，203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肥胖比例将分别达65.3%和31.8%，可能对医疗体系和人口健康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男性中年发福，女性产后易胖

了解肥胖特征有利于更好地开展针对性防控工作。近日，我国研究人员发表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公共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对北京近2.5万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男女肌肉和脂肪分布存在显著区别，且随年龄增长，肥胖发生率也呈明显差异。

研究人员在北京市城区随机招募筛选出24417名20~60岁参与者（包括10225名男性和14192名女性），并将他们分为20~29岁、30~39岁、40~49岁、50岁及以上4组，测算了参与者身体成分指标，包括体重指数[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脂肪重量、体脂率、肌肉质量、内脏脂肪面积和腰臀比。研究人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的标准来评估超重和肥胖：BMI在24~28千克/平方米属于超重，超过28千克/平方米属于肥胖；男性体脂率超过28%、女性超过30%属于肥胖；腰臀比男性超过0.9、女性超过0.85，内脏脂肪面积超过100平方厘米都属于中心性肥胖。

数据分析显示，随着年龄增长，男性肌肉质量损失更多，内脏脂肪增长潜力更大，中心性肥胖率更高。具体来说，男性全身肌肉质量和脂肪重量在30~39岁时达到峰值。BMI标准下，超重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50岁及以上时达到49.62%；肥胖率随年龄增长先升后降，在30~39岁时达到27.33%的峰值；超重率和肥胖率两者累计在40~49岁达到73.52%的峰值。虽然体脂率波动较小，但男性的腰臀比和内脏脂肪面积随年龄增长而大幅增加，40~49岁增幅最为显著。

相比之下，女性体脂率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肌肉质量稳定，但总体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逐步上升。若以BMI为判断标准，女性超重率和肥胖率均呈先下降再升高的趋势，其中超重率在50岁及以上时达到38.36%的最高值；肥胖率在20~29岁时达到27.83%的最高值；超重率和肥胖率两者累计在20~29岁达到53.16%的最高值。若以体脂率、腰臀比和内脏脂肪面积为标准，女性肥胖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增幅较小，每个年龄组中心性肥胖率都不超过30%。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减重中心（肥胖与代谢病外科）主任医师王存川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上述研究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科学的身体成分指标数据，反映了我国中年男性易发福这一普遍现象，且多为脂肪堆积在腹部的中心性肥胖，女性最易发胖的年龄段大约在生育过后，两性发福比例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肥胖从“身”伤到“心”

王存川表示，肥胖与诸多个体因素相关，包括遗传、生活方式、心理因素，以及性别、职业、教育程度、健康素养等。同时，政策、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个人行为，导致超重和肥胖的发生。其中，遗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导致的肥胖占比为40%~80%，不仅影响肥胖程度，还影响脂肪分布类型、个体基础代谢率、运动能量消耗速率等，甚至决定着饮食喜好。

性别也影响着肥胖的发生，男性普遍比女性更胖。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母义明教授团队，针对全国243个城市1580万成年人的调研结果显示，超重比例男性为41.1%、女性为27.7%，肥胖比例男性为18.2%、女性为9.4%。此外，男女身体成分也存在差异。肌肉质量从婴儿期开始就表现出不同，成年期女性更是显著低于同龄男性。脂肪分布受性激素变化影响，女性育龄期倾向于将脂肪储存在皮肤下和下半身，形成“梨型”身材，绝经后雌激素和孕激素减少，腹部易堆积脂肪，形成“苹果型”身材。男女随年龄增长均面临性激素水平下降，脂肪从倾向于堆积在皮下转变为易堆积于腹部。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肥胖对健康威胁很大。王存川分析，一方面过多的脂肪会导致人体诸多功能失调，增加2型糖尿病、胆囊疾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痛风的发生风险。体内脂肪是炎症介质的重要来源，若数量过多将影响葡萄糖和脂肪代谢，导致心脏代谢异常和患癌风险增加，无病时间和预期寿命缩短6~14年。总的来说，肥胖至少与240种合并症和代谢疾病患病风险增加相关，包括常见的高血压、心脏病、骨关节炎等。另一方面，较低的肌肉质量通常会导致新陈代谢下降，身体热量需求减少，可能使保持体重变得更加困难，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对于男性来说，肌肉质量减少会导致雄激素分泌减少，人可能因此变得虚弱、易疲劳。此外，肥胖还可能引发心理问题，导致患者工作成就感降低、缺乏社交活动，甚至遭遇歧视等，从而影响整体生活质量。

防治肥胖需全社会合力

肥胖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人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身体活动减少，心理压力上升，外出就餐机会变多，快餐、加工食品、高脂和高糖食品消费增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肥胖发生几率。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人口的7%被认定为超重，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4.8%。日益增长的肥胖趋势，也将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体系负担。据研究统计，2020年中国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为202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15%，而到2030年，这部分费用预计将达4178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比例也将提升至21.5%。

王存川指出，肥胖成因复杂，牵扯到各行各业，预防肥胖需综合政策、经济、环境、社会和行为等多方位、多层次因素采取措施。首先，肥胖患者自身、政策制定者乃至社会全员，都应认识到肥胖是复杂的慢性疾病，不能把成因简单地归为个人懒惰、暴饮暴食等。同时，应呼吁社会消除对肥胖的偏见和歧视，给予肥胖人群更多支持与帮助。

其次，应强化政府责任，推动相关体系建设。政府应将肥胖防控纳入工作计划，如将肥胖治疗费用普遍纳入医保，加强公共体育场所等支持性环境建设，强化高糖、高脂、高盐食品标签管理，鼓励学校将膳食营养和身体活动相关健康知识融入常规教育等。

最后，应注重“家庭干预”，提升个人和家庭重视程度。成员间可相互督促采取以下举措，包括：定期监测体重，将成年后体重增长控制在5千克以内，若超过10千克需警惕相关疾病风险；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注重规律作息和适量运动；养成科学饮食习惯，注重平衡膳食，保证营养全面摄入，同时避免煎、炸等烹调方式，控制油、盐、糖等使用量，减少在外就餐次数。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BMI指标显示超重或肥胖，同时体脂率超标，应在医生指导下，积极改善生活方式，以减少肥胖相关并发症风险，必要时可考虑使用药物减轻体重。若生活方式干预、膳食管理联合减重治疗的方式无效，经专业医生评估后，可采用手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