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我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政企合一的体制始于1983年。杨杰认为，这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体制严重阻碍了履约进程。一方面，烟草专卖局在实施政府监管职能与烟草企业追求利益之间很难做到责任到位。烟草总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近几年不仅大幅提高烟价，还对低价烟进行补贴，导致烟草销量增加，吸烟人数增加。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近100亿元用于对低价烟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公约》规定，在制定控制烟草的公共卫生政策时，要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既得利益的影响，但我国目前有关控烟的相关政策多有烟草专卖局参与制定，政府的公权力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牟利的工具。

　　按《公约》要求，我国2011年应实现所有承诺。但至今国家层面既未制定控烟规划，也未制定全国控烟法规。烟草产销量不但未被有效控制，反而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2008年，我国卷烟产量比2002年净增了4974.5亿支。

　　卫生部副部长、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黄洁夫表示，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组织医卫组和文艺组所有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实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和烟草行业政企分开。他透露，卫生部还将把控烟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医院等级评审，医院有可能因为控烟不利在定级过程中被一票否决。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