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李建民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任 远

本报记者   王冰洁

在古代，人口关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少动荡史的背后是人口的争抢与控制；在现代，人口未必会左右国家实力，但仍关乎社会稳定。近日，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通过“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预测了未来人口趋势，预计世界人口可能在2064年达到约97亿的峰值，但在2100年下降至约88亿。本世纪末，人类或将迎来一个新世界。

各国陷入生育低潮

公元1800年前，世界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峰值在10亿左右；此后，人口呈现井喷式增长，于2018年突破74亿。在这种趋势下，美国哲学家马修斯写道：“人类不可抑制的繁衍欲望最终导致人口过剩，消耗地球上所有资源，并在大饥荒中丧生。”如今，人口增长态势虽然持续，但增长率已逐渐放缓，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上述研究预计，全球生育率将稳步下降，从2017年的2.37降至2100年的1.66，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最低比率2.1；亚洲、中欧、东欧人口缩减速度最快，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将减至原来的一半。

事实上，全球“生育低潮”已显露端倪。2020年，多个国家陷入历史生育率最低值。日本出生人数仅84.8万，是该国1899年以来的最低值；韩国出生人数仅27.6万，创下历史新低，并首次出现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负增长；法国出生人数降至二战以来最低水平；瑞典人口增长数刷新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关键转折期。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人口出生率在较短时间内有一定回升，但仍保持总体下降趋势。近期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单身成年人口达2.4亿，背后是人口出生率的接连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当一个社会日趋“老龄化”，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都需“人来扛”，年轻人便成了“稀缺资源”。2018年开始，中国人才新政发布频率逐渐密集，地方政府开始用补贴“抢人”：天津市公布落户政策，40岁以下本科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填表落户；西安一年内5次放宽政策，手机扫码申请，快递直接将户籍卡送上门……这些“抢人大战”凸显出各地对人口减少的悲观预期。

全球人口减少有好有坏

日本夕张市经历过一场“人口减少”。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夕张市出现经济衰退，各大企业破产停业，年轻人“出走”，只有年迈的老人留下。由于财政持续紧缩，图书馆、育儿所、体育馆等福利设施无力维修、被迫关闭，进一步加速年轻人“外逃”。此后几十年，最后一趟列车停运，大雪压塌了美术馆，荒草掩埋了公路和矮楼，废屋的天花板长满了蘑菇，新生儿的哭声也在这里消失。这个城市的变化，不免让人担忧全球人口减少的未来。

养老负担变重。上述研究显示，全球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会从“金字塔”变为“倒扣的高脚杯”：5岁以下儿童数量预计至少减少40%；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23.7亿；80岁以上人口将从1.4亿激增至8.66亿。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便是养老负担加重问题。

“目前，全球老龄化程度并不高，且更易在发达国家出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表示，在北欧等发达国家，由国家承担老年人的照护，但未来老年人增多，健康服务需求巨大，需配备充足的护理人员和完善的养老基础设施，即使对发达国家也是种压力。对中国来说，人口老龄化会突出“传统4-2-1”家庭的养老问题，比如夫妻俩无力照护4位老人。

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仅15.3%，但劳动参与率很低。不少65岁以上老年人仍具有较强工作、自理能力，未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有望被充分发挥。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虽然人口减少伴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人口减少往往意味着更加密集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此外，世界各国人口结构变化并不同步，例如即使欧洲和亚洲国家生育率很低、老龄化提高，也可通过接纳移民保持劳动力的供给需求。

生态得以恢复。人口持续增长时，地球“储蓄”的不可再生资源确实面临耗竭的风险。上述研究预测，人口减少后，人类可能集中居住在城市，边缘土地“荒废”成绿地，农田重新变回森林；随着热带雨林、森林逐渐扩张，二氧化碳“被捕捉”，有望阻止气候变化进程；被污染的海洋也会恢复多样性。

“人口是环境问题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根本原因。”李建民表示，随着科技进步，不论人口增多还是减少，生态环境问题未来都会得到很大改善。

粮食压力减轻。“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粮食的增长速度总慢于人口增长速度。上述研究显示，从现在到2100年，地球人口每年都少于联合国人口与发展署的预测，这意味着粮食压力将减少，不再有“越界”风险。

“粮食和环境压力不只取决于人口数量，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消费结构、技术水平、分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任远表示，除非发生巨大的气候灾难事件，未来出现“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会减弱。人口增长的粮食压力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技术、种子质量、土地利用效率等加以应对。传统社会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更易导致粮食危机。

新生儿影响70年后的社会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意愿低，不想生。任远表示，生育意愿降低是人口减少的最主要原因。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年轻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生育意愿普遍不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推迟、经济增长带来就业率提高，都会继续带动生育率的下降。避孕措施的普及化也为避免意外怀孕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是成本高，不敢生。当前结婚生子面临着居高不下的住房、医疗、生活、育儿、照料老人等各种成本，造成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

三是想要娃，不能生。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健康问题。研究表明，过去40年中，北美、欧洲发达国家男性的精子浓度和精子数下降幅度超过50%，且趋势至今未放缓。《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到12.5%~15%左右。

“中国人口减少是必然的趋势，今天的新生儿数量直接影响70年后的社会结构。”李建民表示，曾经，生育被看作“负担”，需控制；现在，生育是未来发展的资本，是“投资”。这就需要我们做出相应改变。

充分尊重生育意愿。国内已全面放开二胎，但有人不想生，有人想多生。对有较高生育意愿的群体来说，“全面二孩”政策仍卡住了三孩、四孩的出现。国家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部分人群、地区的多生导致新生人口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并不大。

政策需要以人为本。职场中，“生育惩罚”是不少女性“不敢生”的原因。生育对女性收入、职位会有诸多负面影响，社会信用靠“自觉”，无法为女性撑起“保护伞”；且目前的生育政策、福利多为独生家庭设计，多胎家庭难以获得现实支持。国家需加快构建生育政策支持，比如托儿所等托育机构的建设、女性就业保障、教育医疗资源投入等，解决生育的后顾之忧。